2019-07-05 发布
没想到，李陵曾与苏武一起喝过酒。
李陵是李广的孙子，李广三门（李广、李敢、李陵）都是悲剧，李陵也不例外。
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匈奴八万骑兵血战，杀敌无数，孤立无援，被迫投降。
苏武出使匈奴，适逢关系恶化，宁死不降，被扣留在北海牧羊，一留就是十几年。
两位（曾经）汉朝臣子坐在一起，感慨万分。
李陵是武将，古代武将失败在汉武帝眼中只有一个最优选择：战死。而李陵选择了最劣项：投降。但李陵并没有觉得他没有错，至少在居延之战中他博尽全力，失败只缘没有支援救兵。
我相信李陵投降之后，肯定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反杀匈奴的，但自汉武帝轻信途说斩了李陵全家之后，李陵再无羁绊，便决意老死匈奴。
而苏武幸好不是武将，匈奴单于看他没有威胁，就扔他去北海牧羊，他也老老实实地去了（中途不知道有没有尝试逃离），他尽忠的资本尽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足足付出了十几年之后，他最终成为忠臣典范。
我曾想，如果李陵当时战死，李氏将门或有后世辉煌，但可能就不会有司马迁为其辩护的悲情故事。
我也曾想，如果苏武扣留时就自杀了，或者他一直在牧羊竟不为汉朝所知，历书也许不过一行字。
先秦诸子杨朱哭衢涂，曰：「此夫过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！」哀哭之。
历史分岔路口，错走半步，就是歧途。
司马光编撰《通鉴》， 1632 年的历史，浩如烟海，自然不会面面俱到，只会列出关键，点到即止。
这样写出历史人物，急性冲动的人物往往活不过一百字，犹如过眼云烟，但沉静隐忍的人物终究会浮出水面，在历书留下浓重的一笔。
前者如李敢，在《通鉴》就一段话：
「郎中令李敢，怨大将军之恨其父，乃击伤大将军，大将军匿讳之。居无何，敢从上雍，至甘泉宫猎，票骑将军去病射杀敢。去病时方贵幸，上为讳，云鹿触杀之。」
李敢是李广的儿子，急于为父亲报仇，得罪权贵大将军卫青，竟被霍去病在猎场射杀，连汉武帝都只能说他是被鹿撞死的。是的，李敢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。
后者如霍光，在《通鉴》中横空出世：
霍光在汉武帝的高峰时期：中途伐匈奴、改法制、平叛离都没有戏份，但在他病重之时，却被任命为顾命大臣。
「光出入禁闼二十馀年，出则奉车，入侍左右，小心谨慎，未尝有过。为人沈静详审，每出入、下殿门，止进有常处，郎、仆射窃识视之，不失尺寸。」
「上察群臣，唯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霍光，忠厚可任大事，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。」
一时局限没办法看到长远也没关系，好好做，认真做，韬光养晦，总会有高光时刻。
《通鉴》中能善终的人很少，张良算一个。
别看民间渲染张良神机妙算，就以为他的戏份很重，事实上，他在史书出现率很低，只有重大决策悬而未决才会出现，忽然奉上一两句洞若观火，扭转乾坤的话，再低调走开，不带走一丝云彩。
自汉朝建立，张良自请告退，刘邦吕后不将其视为威胁，他也顺利地从「帝者师」退居到「帝者宾」，极少参与政治事务，即使吕后外戚干政，他也似乎没有强硬立场，谁是主上就听谁的，呼之则来挥之则去。
所以，「狡兔死，走狗烹」的故事并没有发生在张良身上。
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称赞他：「运筹帷幄之中，制胜于无形，子房计谋其事，无知名，无勇功，图难于易，为大于细。」
而韩信就大大不同了。
胯下之辱，他忍住了，但到他攻破齐国，个人势力可与项羽、刘邦鼎足之时，他没忍住，「要挟」刘邦封为他齐王。
这注定了他日后鸟尽弓藏的悲剧。
事实上，彼时的王之封号已不再重要，一城一池也不再重要，大势已定，民心所向，谁胜谁败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韩信写过兵法，是聪明人，但与张良一比，聪明敌不过智慧。
难怪司马迁这样评价：「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。」
看远一点，谦虚一点，退让一点，总会有好处。这种好处，身处历史其中是看不到的，你得跳出来。
你读个人传记，往往会觉得历史因缘，反反复复，错综复杂，难得观其大略。
但读《通鉴》，你读的是编年史，其中人物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例如《通鉴》刚一个 400 字左右的人物出场，会以为后面会有重要作用，但翻过两页，他就从历史上消失了，再也没有痕迹。
人物不是《通鉴》的主角，历史才是，它就这样冷静无情地观照记录，任其跌宕起伏，看似没有规律，但总有脉络隐没其中。
看得到是幸运，看不到也没关系，继续看，看多几个朝代，总会有些历史责任。
稍微有点历史责任感，视野就会放大，不再局促于眼前，不会大计较眼前的得失，而会尝试专注于未来永恒不变的价值。
例如写文，就会学习像司马光写史一样，以大时间尺度做基准，不做多余的动作，不写多余的文字。
例如阅读，就不会追新鲜、畅销、排行，而看是否经典，题材冷门，评价稀少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对此时此刻的你有长远价值。
例如看新闻，先知大概，大略预判，不看细节，不费心力追踪，等尘埃落定，再从制度、法律、社会找原因，看结果是否符合预判。
所谓「历史责任感」，不必要扯到家国兴衰，能做好自己已经很不错。